中国的子夜

随着代表着封建传统的吴老太爷在大上海愕然死去，《子夜》就随着这些醉生梦死的商人官人军人诗人男人女人少爷小姐们的口水中展开了。这吴公馆的大客厅里充斥着尔尼我诈，充斥着贪婪欲望荒谬膨胀，更充斥着阴谋欺骗。他们勾心斗角谈笑风生，彻彻底底得忘记了吴老太爷的大棺材还横在灵堂里。人们急于冲到所谓的现代去，冲到西方给制造的梦里，形式上完全与过去的世界脱离关系，可实质上这些人们又何尝不潜意识得被过去的思想所充斥着。那些洋服下的身躯又是如何的腐烂，那些充满西方理念的头脑又是多么的荒谬。在那嘈杂拥挤的股市，在那鱼龙混杂的吴公馆，在那肮脏污臭的地主炕头上，人们的丑恶，那一颗颗被金钱资本个人利益吞噬的心灵，被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有丧尽天良的，有善恶共存的，有天真妄想的，同是中国人，同是所谓有钱有势有权的非底层阶级，各有各荒唐的一面。他们显然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劳动阶级，工人阶级，这些黎民百姓。读罢《子夜》我突然发现我很政治课本得写下这些话，而先前的我是多么讨厌这些教条式的课本语言。或许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当时的中国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纯粹得复制西方的资本主义。或许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如读《子夜》能彻底理解中国的命运。
这些雄心勃勃的资本家，口口声声说什么振兴民族工业，拯救中国资本市场，却对待自己的工人就如同周扒皮对待自己的佃户一样。他们对于中国的概念一定与中国人的概念不一样。他们道貌岸然地想让中国富有，却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牺牲了别人吃饭过活的权利。就像《茶馆》里的秦二爷，自觉只有他们才能让中国强大中国振兴，同时嫌弃那些被迫卖儿卖女的同胞如同嫌弃身上的跳蚤。他们也很悲哀，他们也要活命，他们也要活出质量，他们也有崇高的抱负，与此同时恰巧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却在整个国家还未彻底从那封建传统的思想中走出来的时候，在整个国家被西方那糖衣炮弹轰打的时候，被公债的收益被股市的刺激被西方所制定的微妙“市场”扭曲了心灵。那对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雄心搏志就转变为吴荪甫那一声声狞笑。
而后也有那些丧尽天良的所谓“阶级敌人”。有财大气粗道貌岸然的资本家赵伯韬，也有肮脏下流精打细算的地主曹冯云卿。赵伯韬可以为了自己在公债上的利益而随时操纵战场上的胜败，而置之于中国的命运而不顾。他更可以为了扩大自己的资产而挤压民族产业继而导致吴荪甫不得不再挤压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在乡下农村，又有冯云卿变态得利用女儿的身体来弥补投资公债的失败。更使人不可理解得是，这些算计这些操纵都未被视为异类。这话说得是多么理所当然，这事儿做得是多么心安理得。
当然这社会也有那些具有高层思想境界的“诗人”—文化青年们。可惜他们还不如那些贪得无厌的地主，吃里扒外的资本家，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光说不做得生活得更加空虚更加荒谬。那“铁掌”只存在于他们的吐沫星里，而他们的花前月下，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才是他们的生活目的—那惬意那艺术那有境界那有情调。他们何尝不比地主比资本家还自私。 地主和资本家为了银子，这些文化青年为了意境，而文化青年更虚伪得一面就在于他们打着“金钱是万恶之源”的幌子像滩烂泥一样得缥缈地活在用钱堆起来的世界里。
从这些人里我们看不到中国的黎明，这黑漆漆的无光明的子夜中，中国已经面目全非。

可是有一点我实在不能于矛盾统一，就是这些人物的绝对性，就像任何小说或电影里的“虚构人物”一样，人是必须要分好坏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有那么多受迫害的“好人”。那么多“好”地主，“好”资本家，“好”知识分子—这些地富反坏右就被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而打倒了统治了专政了。我不能肯定这种后期的绝对性就是产生于矛盾的《子夜》，但基于矛盾在中国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这种联想则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