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人

说到中国女人，做为中国人的你想到了什么，作为西方人的你又想到了什么，作为女人的你想到了什么，作为男人的你又想到了什么。你或许受着一点现代道德的影响而写下了那些勇敢，坚强，细腻，聪颖，美丽的形态词。作为受西方教育的女人的你或许激动得为女人辩护着，你要搬出那艰难的西方女权运动历史，拿着那被烧焦的胸罩，向人们证实着女人的伟大和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你更加不容许女人曾被形容为巫婆，被形容为懦弱；你在每个角落都看到了对女性的压迫。然而当你看到“中国女人”的题目，请不要激动，这并不是一篇定义中国女人的论文，也不是为中国女人辩护的论文，更不是跟随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风潮而作的文。这只是从几个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的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女人们中看到了矛盾，冲突，复杂，和中国当时的社会，和中国男人们，和传统，和现代。这些现代作家笔下的中国女人，她都是全面的，丰富的，现实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在她身上没有赞扬，没有同情，也没有批判，这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学里的女人。西方现代文学里的女人大都是勇敢的，正直的，智慧的，渴望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即便她们也往往受着社会的压迫和歧视，你在她们身上找不到曹七巧的恶毒，找不到金枝的无知，找不到翠远的空虚，更找不到子君的懦弱。然而更真实更伟大的正是这些中国女人，她们刚毅，泼辣，敏锐，聪慧，她们也在挣扎，在痛苦，在困惑，在濒临崩溃。正是从中国女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整个中国，中西文化的冲突，矛盾，融合中的复杂性。从中国女人身上的变化，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西方文化侵入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后，人性的变革，从乡村到城市，从旧到新，从传统到现代。这些中国现代女人不是人们所做的偶像，不是人们所做的梦，她们脚踏实地得做着真正的人，纯洁也肮脏的真实人；她们告诉我们中国的善恶、中国的命运，所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人是比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完美女人更加有意义而且更加伟大的。
而什么能比一个中国城市中的女作家更加细腻得描绘中国都市女性的内心呢。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了这样一个令人们生畏的中国女人，一个被黄金的枷锁扣住并用“枷角劈杀”别人的女人。但这女人的少女年代总归是健康的，是泼辣的，是敏锐的。麻油店家的泼辣女儿曹七巧怎么能忍受小媳妇伺候卧床不起的丈夫？她顶是个脆生的姑娘。当她被包办给了个残废的男人做妻子，她眼里盯得是钱，是家产，是以后的日子，以后可以满足自己的日子，生理和心理上的。心里打着小算盘，为了目标，她奔跑着，把可以和妯娌们亲近的日子，把和季泽相处的日子快进，不留任何时间在那些动作眼神暧昧上。她就让现实如沙子般流过自己的指缝儿。什么心情的变化，人性的扭曲，都在下一秒中忘记，忽略。这时候七巧甚至是可以被理解的，你甚至可以说她是现代的：在为了作为女人的权利而奋斗着；你甚至也找不到一点她的不是来：即便她爱着丈夫的弟弟，她也控制住了自己。她忍着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她忍着没有朋友亲信的日子，她处处提防着别人，就为了她的钱为了未来，而愈演愈烈，最后甚至连儿女的幸福都置之度外。当她把心爱的季泽赶走，只身一人在桌边看着酸梅汤一滴一滴得淌下桌子，那“寂寂的一刹那”是漫长的，起码在七巧心中。她压抑着自己，不容许自己的寂寞和反省扩张，导致那偶尔的孤寂愈加强烈，显得愈加漫长。无论曹七巧再怎样生活在现代的中国城市里，她的心里始终流淌着那裹着小脚妇人的血，始终遵守着中国家庭中腐朽的传统——为儿女包办婚姻，为分家产而辛勤奔走。七巧身体和心灵的压抑也使得她嫉妒女儿的自由恋爱，享受着儿媳因为自己而无法过上正常夫妻生活的痛苦。在鸦片的烟雾中，在传统家庭观念与现代社会共存的时代里，七巧俨然成为了那阴森恐怖的老太婆，从没有光的阁楼上一级一级走下来的疯子：她就是让儿女吸鸦片的恶毒家母。
从泼辣坚强到恶毒变态，七巧并不是受了所谓男权社会的压迫。她的变化是剧烈的，令人生畏的，她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还在相信裹小脚这种传统观念的中国女人，为自己的幸福不断努力后的悲惨结局。张爱玲称七巧为英雄，她人性中的扭曲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中中西观念的冲突和矛盾。她为追求幸福的努力是现代的，是纯封建中国中女人们所想都没想到过的，她竟可以是西方人所谓的攀爬社会阶梯的人（social climber）。然后就在攀爬的过程中，她被物质的欲望，精神的空虚所充斥着，最终腐烂变质。
再看《封锁》里的翠远，是个上海的教会少妇，在公寓里听交响乐的主儿；她读的圣经大抵已经成为上海话戏说版本了。一个受了西式教育，在大学教英文却未曾跨出国门的年轻女人，被家人鼓励“往上爬”，却又突然“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就是在如此一个现代小资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的女人，看待这个社会的态度是困惑的，幼稚的。就因为一个男学生对自己的恭维便自作主张给其作文打了A——这一举动在她的有限的大脑里是多么兴奋浪漫。在封锁的一段时间，她接受了一个电车里有意无意搭讪的男人的谎言，竟然还当真喷出眼泪来。这上海小资阶级女人的荒诞，无聊和自作多情都跃然纸上。比起单纯得歌颂什么所谓的新女性，张爱玲是更加深刻得描写了这种新女性表面和内心的荒谬虚伪，她对这种女人也更是没有一点笔下留情。她丝毫不留余地得把那电车上的中年已婚妇女的婆婆妈妈劲儿，未婚少妇做作荒唐的姿态全部呈现在我们面前。其实这就是女人，被西方文化花了眼，被传统观念捆住了腰的中国女人。
比起这些城市中的女人，真正从农村中被迫走出来，走到都市中来的农妇们身上带有更多明显的矛盾和挣扎。萧红在《生死场》中塑造的那些农妇们，如烂泥般生活在东北肥沃的土地上，耕种生殖，一年轮一年。她们用自己的双手开阔了土地，再用自己的身躯浇灌了土地。就像麻面婆用那双手擦了臭汗，揉了眼屎，浸了泥裤子，摘了茅草，继而烧饭，“从来没用清水洗过”，这手上带了污渍带了历史，却还是这双手，把孩子养大，把土地浇灌。也像月英一样，这村里最俊俏的姑娘，得了瘫病，一点一点腐烂在床上，变成绿眼睛绿牙齿的鬼，最后就那样痛苦地孤独地死去。这些农妇代表了中国的传统，她们代表了几千年来种地人的命运。这传统和命运确实是腐朽的，萧红笔下的女人也确实是痛苦的：她们的结婚，她们的生育。尤其在金枝的身上，即便她从农村走向了城市，从传统走向了现代，她怎么也逃不出迷茫和困惑。少女在乡下的性启蒙总是从经典的河边开始的。有着一男一女的河边便是罪恶，起码在金枝她们村儿里是这样的。她的母亲毫无同情得辱骂着她，恨不得啐口吐沫在女儿脸上，“像是女儿窒息了她的生命似的，好像女儿把她羞辱死了”而这个时候，金枝看待自己的肚子为一个“可怕的怪物”。她困惑了，这伟大的人类自然行为居然是被如此掩盖，压抑，邪恶化。更加令人恐怖的是，这丑陋的性将带来更多的痛苦更多的挣扎。萧红把女性最基本的生育成为刑法的日子，没有了爱，幸福，成就感，只有单纯的撕心裂肺的痛苦，作孽，怨恨，孤独。女人与牲畜一样生育着，与牲畜一样只剩下了赤裸裸的肉体上的感官。那种人们赞颂的母爱呢，萧红则血淋淋得在《生死场》中把这女性崇高的一面扼杀。她笔下的女人们对待牲畜，对待稻田都要比对待自己的孩子还要耐心，还要爱护。王婆可以更深刻得感受到一匹老马的痛楚，而对于那丛稻草堆上摔下来砸到镰刀上的亲骨肉确“一点都不后悔，一滴眼泪都没淌下”。或许这些生生死死她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人们生死轮回，这摊烂泥越来越混浊；也或许她们愤怒了，农妇们抱怨起丈夫和男人来了：那在老婆生产的时候闯进门来要求沏茶倒水的醉汉，那因为嫌女婴的哭哭啼啼把亲生闺女摔死的成业，那至生病的月英而不顾用石砖代替被子给妻子盖的丈夫，…… ，这让人咬牙切齿的男人啊；这中国封建家庭的男权制度阿；这万恶的旧农村习俗阿。当雪上加霜的日本侵略降临的时候，这些农妇们选择了出逃，或许远离了猪圈远离了化肥池远离了把性看成作孽的农村封建老太太，她们的生活就会好起来：“不走等死吗”。
那金枝是来到了都市。她甚至在第一天就感受到了那些城市女人的老练成熟和见识。那些女人们竟可以如此大声无所顾忌得开着黄色玩笑；她们多现代，她们把性看得多前卫多西方化，她们看起来活得好好的啊，她们似乎没有家乡妇女们的苦闷挣扎和痛苦。由于那床上无尽的臭虫和越赚越少的钱，也或许更加由于那些女人们的耳濡目染，金枝“为着钱，为着生活”胆子稍微大了，跟着男人进了屋子缝衣裳。自然，她还是“失了身”。金枝记起了从前母亲的怒骂羞辱，那罪恶的河边，她是被“羞恨赶回了乡村”。她无法在现代中活下去，她无法彻底抛开传统的妇道，她更无法接受那些都市女人的生活方式。她又逃回来了，可村头迎接她的便是大树枝上血淋淋的人头和认为在“村子里是没有出头露面之日”的有些小财欲的老母亲。萧红在树枝上放的那人头残酷得不让金枝有任何出路，身为女人也身为人。这时候中国乡村的女人们要喊出什么来？她已经喊不出来了，只能从鼻子里哼出一句“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从中国农村女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更多中国人的绝望，在传统和现代中间的挣扎无奈困惑。
当张爱玲讲述了中国女人的内心变革，萧红便描写了感官上的触目惊心。尤其在农村这种环境里，人们似乎是没有功夫去太多考虑自己脑袋里那点世界，这肉体上的痛苦已然充斥了她们的生活，足够说明她们濒临崩溃的处境。农村里的女人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传统和现代的对比，两种文化的不同，它们的矛盾，它们带给自己的绝望。而都市里的女人已经浸泡在这混浊的水里，她几乎没有肉体的痛苦，内心却在如同月英的下身一起腐烂变质，长出白色的蛆来。那孤独那寂寞那有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感觉，被张爱玲狠狠地无情地抓住了，并且不留情面得剖析着女人这样的内心和深层而复杂的人性。来自东北地主家庭的萧红则残酷地刻画了女人独特的生理痛苦，带有悲伤带有压抑带有苦涩的生理痛苦。两个女人笔下的中国女人都是没有出路的。曹七巧为了追求她想要的幸福不断的忍受，压抑自己，而终年的压抑则导致了愈演愈烈的变态；金枝为了活命为了躲避小日本的屠杀，出走去了城市，而城市中的文化又无法让这个封建家庭教育出的她生存。这便是当时中国女人心灵和肉体的真实写照。
中国女人，先是中国人，再是女人，这是无法倒序的概念，因为我们是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抗在肩上，那绝不是打开笼门，断绝关系，拥抱西方文化那么简单。就像鲁迅在他的《娜拉走后怎样》演讲中所陈述，梦醒了也是无路可走。在《伤逝》中，虽然鲁迅并没有要用意诠释女性，但他塑造了一个现代中国青年女子，子君，并刻画了她少女时期的张狂，对自由的向往，逐渐到婚后的木讷，堕落，直至“连墓碑也没有”的死亡。子君得到了在传统包办婚姻中得不到的爱情，她逃出了所谓的“亲权”，逃出了旧家庭，没有了包办的夫君，只有和丈夫组建了新的，进步的，自由的小家庭。然而她不自觉得，就被一日三餐，喂狗喂人的生活负担推向去了那没有路的路，又回到了原来她鄙夷的父权家庭。在这种连饭都吃不饱的社会下，那些颠覆那些梦想和希望又作何用。就如同那好不容易划着得一根小火柴，霎那间似乎整个世界都要被照亮，却被周围的大风所瞬间吹灭，一切又都恢复了以往的黑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也说，梦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只得走，堕落，或者原地踏步。子君兜了一个圈子，没有前进可似乎更加退后了。因为子君没有办法和美国女权运动的祖母Susan B. Anthony 一样，和父母断绝了关系，独立地在一个没有历史负担的社会里到处宣布自己的自由。鲁迅正是把女人喻为中国。男人对女人的爱恨就是他对中国的爱恨。鲁迅曾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像涓生眼中的子君一样，然而中国也随着子君一起，朝着没有墓碑的坟墓堕落下去；鲁迅也和涓生一样，活着，也要去找活路，可眼前的路是如此迷茫和“虚空”。
这代笔着中国的女人，看到了西方文化所发出的诱人的光芒，那自由自主自立洒脱浪漫的形象，那穿着工装裤挽起袖管展示肌肉并喊着“We can do it”的金发碧眼的美国女人，中国的女人也要这样的自由这样的浪漫，所有都如同子君一样，到处宣扬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中国女人要从腐朽的中国传统中挣脱出来，要彻底断裂关系，要头也不回的彻底忘记，唾弃。外国友人，各种海外华侨，直到现在都齐声为中国女人加油助喊，他们恨不得中国女人都一齐把袖管挽起，大肆斥责包办婚姻，诉说女人的愁苦，找出所有文字里面带有性歧视的词句。可如同娜拉，走后又怎样了，摆脱了男人的专制家庭的束缚挣脱出了那所为的封建传统后又怎样了，最后几乎都是失败的、扭曲的，从一个绝望中又逃到了另一个绝望。中国女人无法同西方女人一样，去办个Seneca Falls Convention，推出个Hilary Clinton，烧个bra，开发个性教育，合法个娼妓，就可以争取到完完全全的所谓的平等和自由。它救不了像金枝一样的农民，它救不了像曹七巧一样的市侩，它救不了像翠远一样的小资阶级。她们不是没有看到封建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摧残，也不是对自由幸福没有渴望，而她们在中国的所谓“西方现代”中走了一遭后，她们更加绝望了，陷入了更加深的困惑中。中国现代作家正是更理智更全面得审视了女权这一西方现代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对于中国女人的影响。
可我们也不能因为西方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不切实际就彻底否决中国女人夺取更多自由的权利。就像鲁迅在对中国未来绝望的同时又要时不时萌发出一些希望来。当那些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像病毒一样，比痨病腐身体般更快得腐蚀着中国人大脑的同时，人们要向新的生路跨去。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了曹七巧，翠远，金枝，子君就提倡男耕女织，也不能因为看到了西方的女权运动就照猫画虎得搬到中国的土壤上。中国女人的命运的确是悲观的，却是更真实的更诚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