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人

说到中国女人，做为中国人的你想到了什么，作为西方人的你又想到了什么，作为女人的你想到了什么，作为男人的你又想到了什么。你或许受着一点现代道德的影响而写下了那些勇敢，坚强，细腻，聪颖，美丽的形态词。作为受西方教育的女人的你或许激动得为女人辩护着，你要搬出那艰难的西方女权运动历史，拿着那被烧焦的胸罩，向人们证实着女人的伟大和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你更加不容许女人曾被形容为巫婆，被形容为懦弱；你在每个角落都看到了对女性的压迫。然而当你看到“中国女人”的题目，请不要激动，这并不是一篇定义中国女人的论文，也不是为中国女人辩护的论文，更不是跟随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风潮而作的文。这只是从几个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的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女人们中看到了矛盾，冲突，复杂，和中国当时的社会，和中国男人们，和传统，和现代。这些现代作家笔下的中国女人，她都是全面的，丰富的，现实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在她身上没有赞扬，没有同情，也没有批判，这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学里的女人。西方现代文学里的女人大都是勇敢的，正直的，智慧的，渴望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即便她们也往往受着社会的压迫和歧视，你在她们身上找不到曹七巧的恶毒，找不到金枝的无知，找不到翠远的空虚，更找不到子君的懦弱。然而更真实更伟大的正是这些中国女人，她们刚毅，泼辣，敏锐，聪慧，她们也在挣扎，在痛苦，在困惑，在濒临崩溃。正是从中国女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整个中国，中西文化的冲突，矛盾，融合中的复杂性。从中国女人身上的变化，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西方文化侵入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后，人性的变革，从乡村到城市，从旧到新，从传统到现代。这些中国现代女人不是人们所做的偶像，不是人们所做的梦，她们脚踏实地得做着真正的人，纯洁也肮脏的真实人；她们告诉我们中国的善恶、中国的命运，所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人是比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完美女人更加有意义而且更加伟大的。
而什么能比一个中国城市中的女作家更加细腻得描绘中国都市女性的内心呢。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了这样一个令人们生畏的中国女人，一个被黄金的枷锁扣住并用“枷角劈杀”别人的女人。但这女人的少女年代总归是健康的，是泼辣的，是敏锐的。麻油店家的泼辣女儿曹七巧怎么能忍受小媳妇伺候卧床不起的丈夫？她顶是个脆生的姑娘。当她被包办给了个残废的男人做妻子，她眼里盯得是钱，是家产，是以后的日子，以后可以满足自己的日子，生理和心理上的。心里打着小算盘，为了目标，她奔跑着，把可以和妯娌们亲近的日子，把和季泽相处的日子快进，不留任何时间在那些动作眼神暧昧上。她就让现实如沙子般流过自己的指缝儿。什么心情的变化，人性的扭曲，都在下一秒中忘记，忽略。这时候七巧甚至是可以被理解的，你甚至可以说她是现代的：在为了作为女人的权利而奋斗着；你甚至也找不到一点她的不是来：即便她爱着丈夫的弟弟，她也控制住了自己。她忍着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她忍着没有朋友亲信的日子，她处处提防着别人，就为了她的钱为了未来，而愈演愈烈，最后甚至连儿女的幸福都置之度外。当她把心爱的季泽赶走，只身一人在桌边看着酸梅汤一滴一滴得淌下桌子，那“寂寂的一刹那”是漫长的，起码在七巧心中。她压抑着自己，不容许自己的寂寞和反省扩张，导致那偶尔的孤寂愈加强烈，显得愈加漫长。无论曹七巧再怎样生活在现代的中国城市里，她的心里始终流淌着那裹着小脚妇人的血，始终遵守着中国家庭中腐朽的传统——为儿女包办婚姻，为分家产而辛勤奔走。七巧身体和心灵的压抑也使得她嫉妒女儿的自由恋爱，享受着儿媳因为自己而无法过上正常夫妻生活的痛苦。在鸦片的烟雾中，在传统家庭观念与现代社会共存的时代里，七巧俨然成为了那阴森恐怖的老太婆，从没有光的阁楼上一级一级走下来的疯子：她就是让儿女吸鸦片的恶毒家母。
从泼辣坚强到恶毒变态，七巧并不是受了所谓男权社会的压迫。她的变化是剧烈的，令人生畏的，她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还在相信裹小脚这种传统观念的中国女人，为自己的幸福不断努力后的悲惨结局。张爱玲称七巧为英雄，她人性中的扭曲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中中西观念的冲突和矛盾。她为追求幸福的努力是现代的，是纯封建中国中女人们所想都没想到过的，她竟可以是西方人所谓的攀爬社会阶梯的人（social climber）。然后就在攀爬的过程中，她被物质的欲望，精神的空虚所充斥着，最终腐烂变质。
再看《封锁》里的翠远，是个上海的教会少妇，在公寓里听交响乐的主儿；她读的圣经大抵已经成为上海话戏说版本了。一个受了西式教育，在大学教英文却未曾跨出国门的年轻女人，被家人鼓励“往上爬”，却又突然“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就是在如此一个现代小资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的女人，看待这个社会的态度是困惑的，幼稚的。就因为一个男学生对自己的恭维便自作主张给其作文打了A——这一举动在她的有限的大脑里是多么兴奋浪漫。在封锁的一段时间，她接受了一个电车里有意无意搭讪的男人的谎言，竟然还当真喷出眼泪来。这上海小资阶级女人的荒诞，无聊和自作多情都跃然纸上。比起单纯得歌颂什么所谓的新女性，张爱玲是更加深刻得描写了这种新女性表面和内心的荒谬虚伪，她对这种女人也更是没有一点笔下留情。她丝毫不留余地得把那电车上的中年已婚妇女的婆婆妈妈劲儿，未婚少妇做作荒唐的姿态全部呈现在我们面前。其实这就是女人，被西方文化花了眼，被传统观念捆住了腰的中国女人。
比起这些城市中的女人，真正从农村中被迫走出来，走到都市中来的农妇们身上带有更多明显的矛盾和挣扎。萧红在《生死场》中塑造的那些农妇们，如烂泥般生活在东北肥沃的土地上，耕种生殖，一年轮一年。她们用自己的双手开阔了土地，再用自己的身躯浇灌了土地。就像麻面婆用那双手擦了臭汗，揉了眼屎，浸了泥裤子，摘了茅草，继而烧饭，“从来没用清水洗过”，这手上带了污渍带了历史，却还是这双手，把孩子养大，把土地浇灌。也像月英一样，这村里最俊俏的姑娘，得了瘫病，一点一点腐烂在床上，变成绿眼睛绿牙齿的鬼，最后就那样痛苦地孤独地死去。这些农妇代表了中国的传统，她们代表了几千年来种地人的命运。这传统和命运确实是腐朽的，萧红笔下的女人也确实是痛苦的：她们的结婚，她们的生育。尤其在金枝的身上，即便她从农村走向了城市，从传统走向了现代，她怎么也逃不出迷茫和困惑。少女在乡下的性启蒙总是从经典的河边开始的。有着一男一女的河边便是罪恶，起码在金枝她们村儿里是这样的。她的母亲毫无同情得辱骂着她，恨不得啐口吐沫在女儿脸上，“像是女儿窒息了她的生命似的，好像女儿把她羞辱死了”而这个时候，金枝看待自己的肚子为一个“可怕的怪物”。她困惑了，这伟大的人类自然行为居然是被如此掩盖，压抑，邪恶化。更加令人恐怖的是，这丑陋的性将带来更多的痛苦更多的挣扎。萧红把女性最基本的生育成为刑法的日子，没有了爱，幸福，成就感，只有单纯的撕心裂肺的痛苦，作孽，怨恨，孤独。女人与牲畜一样生育着，与牲畜一样只剩下了赤裸裸的肉体上的感官。那种人们赞颂的母爱呢，萧红则血淋淋得在《生死场》中把这女性崇高的一面扼杀。她笔下的女人们对待牲畜，对待稻田都要比对待自己的孩子还要耐心，还要爱护。王婆可以更深刻得感受到一匹老马的痛楚，而对于那丛稻草堆上摔下来砸到镰刀上的亲骨肉确“一点都不后悔，一滴眼泪都没淌下”。或许这些生生死死她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人们生死轮回，这摊烂泥越来越混浊；也或许她们愤怒了，农妇们抱怨起丈夫和男人来了：那在老婆生产的时候闯进门来要求沏茶倒水的醉汉，那因为嫌女婴的哭哭啼啼把亲生闺女摔死的成业，那至生病的月英而不顾用石砖代替被子给妻子盖的丈夫，…… ，这让人咬牙切齿的男人啊；这中国封建家庭的男权制度阿；这万恶的旧农村习俗阿。当雪上加霜的日本侵略降临的时候，这些农妇们选择了出逃，或许远离了猪圈远离了化肥池远离了把性看成作孽的农村封建老太太，她们的生活就会好起来：“不走等死吗”。
那金枝是来到了都市。她甚至在第一天就感受到了那些城市女人的老练成熟和见识。那些女人们竟可以如此大声无所顾忌得开着黄色玩笑；她们多现代，她们把性看得多前卫多西方化，她们看起来活得好好的啊，她们似乎没有家乡妇女们的苦闷挣扎和痛苦。由于那床上无尽的臭虫和越赚越少的钱，也或许更加由于那些女人们的耳濡目染，金枝“为着钱，为着生活”胆子稍微大了，跟着男人进了屋子缝衣裳。自然，她还是“失了身”。金枝记起了从前母亲的怒骂羞辱，那罪恶的河边，她是被“羞恨赶回了乡村”。她无法在现代中活下去，她无法彻底抛开传统的妇道，她更无法接受那些都市女人的生活方式。她又逃回来了，可村头迎接她的便是大树枝上血淋淋的人头和认为在“村子里是没有出头露面之日”的有些小财欲的老母亲。萧红在树枝上放的那人头残酷得不让金枝有任何出路，身为女人也身为人。这时候中国乡村的女人们要喊出什么来？她已经喊不出来了，只能从鼻子里哼出一句“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从中国农村女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更多中国人的绝望，在传统和现代中间的挣扎无奈困惑。
当张爱玲讲述了中国女人的内心变革，萧红便描写了感官上的触目惊心。尤其在农村这种环境里，人们似乎是没有功夫去太多考虑自己脑袋里那点世界，这肉体上的痛苦已然充斥了她们的生活，足够说明她们濒临崩溃的处境。农村里的女人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传统和现代的对比，两种文化的不同，它们的矛盾，它们带给自己的绝望。而都市里的女人已经浸泡在这混浊的水里，她几乎没有肉体的痛苦，内心却在如同月英的下身一起腐烂变质，长出白色的蛆来。那孤独那寂寞那有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感觉，被张爱玲狠狠地无情地抓住了，并且不留情面得剖析着女人这样的内心和深层而复杂的人性。来自东北地主家庭的萧红则残酷地刻画了女人独特的生理痛苦，带有悲伤带有压抑带有苦涩的生理痛苦。两个女人笔下的中国女人都是没有出路的。曹七巧为了追求她想要的幸福不断的忍受，压抑自己，而终年的压抑则导致了愈演愈烈的变态；金枝为了活命为了躲避小日本的屠杀，出走去了城市，而城市中的文化又无法让这个封建家庭教育出的她生存。这便是当时中国女人心灵和肉体的真实写照。
中国女人，先是中国人，再是女人，这是无法倒序的概念，因为我们是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抗在肩上，那绝不是打开笼门，断绝关系，拥抱西方文化那么简单。就像鲁迅在他的《娜拉走后怎样》演讲中所陈述，梦醒了也是无路可走。在《伤逝》中，虽然鲁迅并没有要用意诠释女性，但他塑造了一个现代中国青年女子，子君，并刻画了她少女时期的张狂，对自由的向往，逐渐到婚后的木讷，堕落，直至“连墓碑也没有”的死亡。子君得到了在传统包办婚姻中得不到的爱情，她逃出了所谓的“亲权”，逃出了旧家庭，没有了包办的夫君，只有和丈夫组建了新的，进步的，自由的小家庭。然而她不自觉得，就被一日三餐，喂狗喂人的生活负担推向去了那没有路的路，又回到了原来她鄙夷的父权家庭。在这种连饭都吃不饱的社会下，那些颠覆那些梦想和希望又作何用。就如同那好不容易划着得一根小火柴，霎那间似乎整个世界都要被照亮，却被周围的大风所瞬间吹灭，一切又都恢复了以往的黑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也说，梦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只得走，堕落，或者原地踏步。子君兜了一个圈子，没有前进可似乎更加退后了。因为子君没有办法和美国女权运动的祖母Susan B. Anthony 一样，和父母断绝了关系，独立地在一个没有历史负担的社会里到处宣布自己的自由。鲁迅正是把女人喻为中国。男人对女人的爱恨就是他对中国的爱恨。鲁迅曾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像涓生眼中的子君一样，然而中国也随着子君一起，朝着没有墓碑的坟墓堕落下去；鲁迅也和涓生一样，活着，也要去找活路，可眼前的路是如此迷茫和“虚空”。
这代笔着中国的女人，看到了西方文化所发出的诱人的光芒，那自由自主自立洒脱浪漫的形象，那穿着工装裤挽起袖管展示肌肉并喊着“We can do it”的金发碧眼的美国女人，中国的女人也要这样的自由这样的浪漫，所有都如同子君一样，到处宣扬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中国女人要从腐朽的中国传统中挣脱出来，要彻底断裂关系，要头也不回的彻底忘记，唾弃。外国友人，各种海外华侨，直到现在都齐声为中国女人加油助喊，他们恨不得中国女人都一齐把袖管挽起，大肆斥责包办婚姻，诉说女人的愁苦，找出所有文字里面带有性歧视的词句。可如同娜拉，走后又怎样了，摆脱了男人的专制家庭的束缚挣脱出了那所为的封建传统后又怎样了，最后几乎都是失败的、扭曲的，从一个绝望中又逃到了另一个绝望。中国女人无法同西方女人一样，去办个Seneca Falls Convention，推出个Hilary Clinton，烧个bra，开发个性教育，合法个娼妓，就可以争取到完完全全的所谓的平等和自由。它救不了像金枝一样的农民，它救不了像曹七巧一样的市侩，它救不了像翠远一样的小资阶级。她们不是没有看到封建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摧残，也不是对自由幸福没有渴望，而她们在中国的所谓“西方现代”中走了一遭后，她们更加绝望了，陷入了更加深的困惑中。中国现代作家正是更理智更全面得审视了女权这一西方现代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对于中国女人的影响。
可我们也不能因为西方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不切实际就彻底否决中国女人夺取更多自由的权利。就像鲁迅在对中国未来绝望的同时又要时不时萌发出一些希望来。当那些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像病毒一样，比痨病腐身体般更快得腐蚀着中国人大脑的同时，人们要向新的生路跨去。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了曹七巧，翠远，金枝，子君就提倡男耕女织，也不能因为看到了西方的女权运动就照猫画虎得搬到中国的土壤上。中国女人的命运的确是悲观的，却是更真实的更诚恳的。

中国的子夜

随着代表着封建传统的吴老太爷在大上海愕然死去，《子夜》就随着这些醉生梦死的商人官人军人诗人男人女人少爷小姐们的口水中展开了。这吴公馆的大客厅里充斥着尔尼我诈，充斥着贪婪欲望荒谬膨胀，更充斥着阴谋欺骗。他们勾心斗角谈笑风生，彻彻底底得忘记了吴老太爷的大棺材还横在灵堂里。人们急于冲到所谓的现代去，冲到西方给制造的梦里，形式上完全与过去的世界脱离关系，可实质上这些人们又何尝不潜意识得被过去的思想所充斥着。那些洋服下的身躯又是如何的腐烂，那些充满西方理念的头脑又是多么的荒谬。在那嘈杂拥挤的股市，在那鱼龙混杂的吴公馆，在那肮脏污臭的地主炕头上，人们的丑恶，那一颗颗被金钱资本个人利益吞噬的心灵，被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有丧尽天良的，有善恶共存的，有天真妄想的，同是中国人，同是所谓有钱有势有权的非底层阶级，各有各荒唐的一面。他们显然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劳动阶级，工人阶级，这些黎民百姓。读罢《子夜》我突然发现我很政治课本得写下这些话，而先前的我是多么讨厌这些教条式的课本语言。或许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当时的中国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纯粹得复制西方的资本主义。或许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如读《子夜》能彻底理解中国的命运。
这些雄心勃勃的资本家，口口声声说什么振兴民族工业，拯救中国资本市场，却对待自己的工人就如同周扒皮对待自己的佃户一样。他们对于中国的概念一定与中国人的概念不一样。他们道貌岸然地想让中国富有，却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牺牲了别人吃饭过活的权利。就像《茶馆》里的秦二爷，自觉只有他们才能让中国强大中国振兴，同时嫌弃那些被迫卖儿卖女的同胞如同嫌弃身上的跳蚤。他们也很悲哀，他们也要活命，他们也要活出质量，他们也有崇高的抱负，与此同时恰巧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却在整个国家还未彻底从那封建传统的思想中走出来的时候，在整个国家被西方那糖衣炮弹轰打的时候，被公债的收益被股市的刺激被西方所制定的微妙“市场”扭曲了心灵。那对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雄心搏志就转变为吴荪甫那一声声狞笑。
而后也有那些丧尽天良的所谓“阶级敌人”。有财大气粗道貌岸然的资本家赵伯韬，也有肮脏下流精打细算的地主曹冯云卿。赵伯韬可以为了自己在公债上的利益而随时操纵战场上的胜败，而置之于中国的命运而不顾。他更可以为了扩大自己的资产而挤压民族产业继而导致吴荪甫不得不再挤压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在乡下农村，又有冯云卿变态得利用女儿的身体来弥补投资公债的失败。更使人不可理解得是，这些算计这些操纵都未被视为异类。这话说得是多么理所当然，这事儿做得是多么心安理得。
当然这社会也有那些具有高层思想境界的“诗人”—文化青年们。可惜他们还不如那些贪得无厌的地主，吃里扒外的资本家，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光说不做得生活得更加空虚更加荒谬。那“铁掌”只存在于他们的吐沫星里，而他们的花前月下，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才是他们的生活目的—那惬意那艺术那有境界那有情调。他们何尝不比地主比资本家还自私。 地主和资本家为了银子，这些文化青年为了意境，而文化青年更虚伪得一面就在于他们打着“金钱是万恶之源”的幌子像滩烂泥一样得缥缈地活在用钱堆起来的世界里。
从这些人里我们看不到中国的黎明，这黑漆漆的无光明的子夜中，中国已经面目全非。

可是有一点我实在不能于矛盾统一，就是这些人物的绝对性，就像任何小说或电影里的“虚构人物”一样，人是必须要分好坏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有那么多受迫害的“好人”。那么多“好”地主，“好”资本家，“好”知识分子—这些地富反坏右就被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而打倒了统治了专政了。我不能肯定这种后期的绝对性就是产生于矛盾的《子夜》，但基于矛盾在中国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这种联想则是不可避免的。

霉雨之稀

那梅雨下得和施蛰存一样磨叽。北方人这时候要说了，我这躁脾气嘿，面了吧唧的，说自己是个男的我都替他害臊。还用了“梅雨之夕”这么一文雅词组，说穿了就一上海猥琐男有心无胆的红杏出墙经历。字里行间中恨不得要迸发出“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之类俗不可耐的歌儿来。我觉得我并无法与这类文字苟同，就像很多自恋的人们为了听到自己的声音而说些无人能懂的话，作者似乎也为了那些毫无意义的美丽意境而写些无关痛痒的字。尤其在这么一个年代背景，东北人被日本人当畜牲一样对待的时候，有妇之夫跟这儿拐弯抹角得勾搭人清纯少女，您有工夫，全国人民没这闲工夫跟您矫情。

我是坚信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上海的绵绵阴雨造就了上海人拖拖拉拉犹犹豫豫磨磨唧唧的性格。东北的倾盆大雨便造就了东北人豪爽暴躁干脆的个性。在上海就这么一天粘着一天的下雨，总会把人浇软。显然作者只喜欢那阴柔的淅沥小雨，不痛不痒得下着，而厌恶那些果断得溅起来的雨水。这些小雨使车辆人物“全都消失了清晰的轮廓”， “很近的人语声……也好像在半空中了”。显然，沥沥小雨把作者迷惑了，甚至要迷失方向，什么道德伦理都模棱两可，跟抽了鸦片似乎是一个结果。同作者一样，上海人都被雨浸泡了。见了漂亮妞儿就起色心，虽起了色心，却没这色胆，要搭个讪都扭扭捏捏，要一同撑个伞暧昧一下都思来想去，居然还红了脸 （您这还没一块撑伞呢，红什么脸啊，这要牵手了，您脸不得炸喽。再者说，一大老爷们儿您扭什么捏）。接着，您还埋怨起人姑娘来了，还什么“上海是个坏地方，人与人都用了一种不信任的思想交际着”。可不嘛，大阴天儿的，一中年男子撑把伞跟大街上一边脸红一边色迷迷瞅人黄花大姑娘，这搁谁谁都得不信任您，况且您本来不就是起色心了么，亏得人家不信任你了，要不您不就得逞了吗，这故事可就不这么短，就要写成您老家弄堂里大婶口水中的电视剧了。

莫非作者想阐明个什么人对于诱惑的态度，或者婚姻的围城，还是人们对于唯美的追求。我越想越觉得作恶，回身起鸡皮疙瘩，像对待一坨大便一样用手尖瑟瑟得翻动着一页一页纸。我无法分析出一个像样的东西来，耳边只能想出那日本艺妓般的呻吟。怪不得鲁迅越来越左，这果然是被逼得。

《生死场》

这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动物和人一起，和稀泥般得蠕动得生活着。生殖死亡再生再死，自己开阔了土地，再用自己浇灌了土地。土地里的高粱，柿子，倭瓜是人们的命根子，那竟是比自己孩子还要重要的，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因为这土地是世世辈辈是他们活命的唯一依靠。那蹲在菜地边上抽烟袋锅子的老农，那走在菜拢上扭动着身躯浇肥的农妇，那赶着老羊小羊哼着小曲的农娃，这些可爱的人们就围着他们的命根子蠕动着活。就像麻面婆用那双手擦了臭汗，揉了眼屎，浸了泥裤子，摘了茅草，继而烧饭，“从来没用清水洗过”，这手上带了污渍带了历史，却还是这双手，把孩子养大，把土地浇灌。这又使我想到了鲁迅一直在说的忘记和遗忘，中国人甩不掉历史的污垢是无法有希望的。这些村民的命运确确实实证明了鲁迅的观点，即便在日本人入侵之前，他们的生活历史习俗注定了他们的悲剧，注定了他们的阶级地位，被地主压迫，被城里人欺负，被日本人欺负，被中国走狗欺负。然而他们对于这些全然不知，傻得可爱得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努力得活着，也傻得可爱得同情着自家的牲畜，更傻得可爱得为了自己为了亲人出走，却即便不种地了也走不出所谓的农民阶级。
生和死的定义似乎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很模糊，很模糊得说不出来他们的活其实就是死亡，而他们的死亡也许是一个崭新的生命。生和死离得也是那么得近。在“刑罚的日子”里，赤身的产妇在杂乱的草堆，满屋的灰尘里，嘶叫着，受着地狱般的折磨，只为带来一个生命，而婴儿就在一片血水中夭折了。然而人们的本能还是和畜牲一样“不知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忙着生”，“忙着死”。生命和死亡残酷得接壤在了一起，然而人们不得不接受事实，和着血水继续生活下去。接着王婆服了毒，躺在了棺材里竟然活了过来，作者前前后后得叙述村民们的活动，这生和死的界限似乎模糊了，王婆一下子死了一下子活了，竟在棺材里有了生理的需要——口渴。这又何尝不是村民们活着的方式，不知道生死得向前蠕动着。能亲手把孩子摔死，能不管不顾生病妻子以至于腐烂在自己的排泄物里。人们就如此一点一点腐烂，发臭。这是短期的，长期的便有赵三的镰刀会。地租还是收了，那镰刀也长了锈。十年前和十年后的人们都一样，只不过年轻的老去了，孩童长大了，男人们从前被地主压迫，现在被日本压迫。 女人们“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都还是一边洗着衣裳抱着孩子一边声声咒骂着周遭，只是口袋里的票子更少了，起锅的粮食更少了，牲口被逼卖没了。
可这些人的无知又是谁的错，又能责怪谁。你恨铁不成钢，却从不真正了解他们。当二里半只心疼他自己的那只羊，并换了鸡为他的羊挡了杀身之祸，他傻得多么善良。或许你要跳出来说，阿，这是多么一个不觉醒的小农意识者，这种时候还要心疼那羊。是的，他们就是在这种自己的命都不保的时候还要去庇护自己亲手养大的牲口，比自己还要弱小的群体。还有王婆，她从老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那屠刀甚至如砍入她的皮背一样，东北农民们质朴的伟大的怜悯之心是多么的可爱可敬。然而你告诉他们，你们要变成狼一般的狠毒狡猾，只有比日本人比地主更加的狠心更加的强硬，才能得以翻身。农民们只认这片土地，他们世世代代耕作在这里，他们甚至还没有中国这个国家概念……你没有资格说他们是愚民，因为他们没有错。难道你说因为你们的善良你们就要沦落为奴才，只有追寻那什么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人要勾心斗角，比城市地下水里的泥水还要混浊比政治家还要有手腕才能出人头地，才能改变命运。这种变化是比月英腐烂的下身还要触目惊心。

老舍的茶馆

茶馆，老北京人最熟悉的地方，鱼龙混杂，是大家所为社会的小缩影。茶馆本身，作为这社会里的一角落，也有它自己的成长，继承，遗忘和无奈。它承纳了善与恶，美与丑；它见证了社会的动荡变迁，各号人物的命运。或许在北京，再也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如此诠释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事。那些死板的博物馆，死板的教科书，无法把这么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社会，文化，人生呈现在现代人眼前。就如同谢晋导演说过，他追求的不是在戏终那即刻爆发的如雷掌声，而是那沉默许久后的一声叹息。读罢《茶馆》，沈处长那两声“好（蒿）！好（蒿）！”好似还在刺耳得回响着，我心里堵着什么无法释然，只能皱着眉头，回想着茶馆的种种变迁，把对那些官宦恶霸的唾弃和对黎民百姓的同情一口气叹出来。
命运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大词儿， 是个可喜可恨的词儿。老舍不光写了一代人的命运，也利用几代人命运的断链来质疑和讽刺中国这个国家的命运。茶馆里没有单纯的好人和坏人，大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活着，我们应当把这所有人的命运捆在一起看，看中国，看这社会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
子承父业。小刘麻子，小唐铁嘴，小二德子，小宋恩子和小吴祥子都做着父亲们做过得勾当，还是父辈的那一副嘴脸。甚至，他们的勾当越做越大，比父辈们混得还要开。第一幕里，当唐铁嘴被王利发打发出茶馆的时候，字里行间我们还能看出唐铁嘴“垂头走出去”的悲凉，感叹一下社会里贫富悬殊的利害关系。然而在第二幕里，随着世道越乱，这吸鸦片的面相先生反而跟着发起了财。本以为这等人物在乱世中会被人遗忘，被各种变革，革新，变法所淘汰，却是跟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以至于在第三幕里，抗日都胜利了，这子承父业的小唐铁嘴竟要做起天师，伺候起要做娘娘的庞四奶奶来。这着实荒唐， 父辈的职业在父辈的年代起码还是被社会所看不起，不上道儿的勾当，可谁想到在二十年后，同样操守这些职业的儿子们却比画国画，唱国剧做国菜的艺术传承者有饭吃有地位。想象着国画大师用那几千年传下来的好手艺，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手艺，画出的国粹，就这样在一个小茶馆里讨着人买，就为了换顿明天的饭，谁能不掉眼泪。看着一帮市井无赖，地痞流氓，欺软怕硬的狗东西活得有滋有味，大摇大摆，谁能不掉眼泪。同样是活着，同样是子传父业，为何在这个社会里的命运是如此不同。为何这命，革了又革，从清末到百日革新，到民国，到袁世凯，到抗日，到国民党，中国的老百姓却活得一年不如一年。也许随着唐铁嘴说，他要感激这革命，因为他终于能混口饭吃了，而这个时候，谁还关心这饭干不干净。他或许要笑这些“老实人”的迂腐不知变通，不懂得如何迎合社会，可谁又能想到这社会是不能由人来跟得，而是由人来引导社会的。就看王利发的命运罢。他一声战战兢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比谁都改良及时，贴着“莫谈国事”，就是怕这乱世中出了差错。可结果呢，一个不愿违背良心做事，也不愿得罪任何势力的只想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普通老百姓，却落得在自己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里上吊自杀，以这种方式宣告他这一辈子的目标——活着——的失败。
老舍把这社会最真实的一面给了我们，那些什么所谓先进的思想理论都高高得在上空飘着，善良的老百姓只能仰头看着，看不清也摸不着，最后被遗弃被抛弃。老百姓虽没有那些知识分子的崇高思想境界，可就像常四爷说得，“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那些举着救国救民旗号的人，谁又真正得救了民，救了整个国呢。鲁迅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就是知识分子与现实生活的脱离，理想与现实的脱离。老舍的文章让我更清楚得更直观得更透彻得看到了这种脱离。
常四爷那一声儿“一百二十吊”喊得一定很震撼，把人们的怨，人们的不公，人们被这世道折磨的晕头转向，全都喊出来了。这悲凉，是世上独一无二无人能及的。这是属于老百姓的悲凉，是如何也活不下去的悲凉。

老舍的北京

我仿佛看到了 每天穿过安定门，穿梭于国子监雍和宫帽儿胡同的那些车夫俨然一转眼变成了开一色儿黄绿出租车穿梭于后海酒吧阜成门金融街的北京的哥，嘴上也叨咕着地名儿，一天一天的也是算计那些帐。早上的鼓楼大街边儿的豆浆还是一样香甜，只不过偶尔能看见远处刚从“钱柜”刷夜唱歌出来的男男女女。那夜晚的灯红酒绿也被一清早的太阳照射得发青发白。虽然那吆喝声儿自行车叮哩当啷的声儿越来越少了，但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晨练的老大爷老大妈见面还都热烈得大声招呼着。
老舍先生的北京是这样的神奇。甚至到现在都还没变个样儿。
有的时候北京的景色是随着祥子的内心变化而变化的。当祥子还在要强还在想尽办法攒钱买车的时候，那北京城，是真真儿得透着可爱。起码他在这里奋斗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希望在这里膨胀发酵。即便祥子经历过挫折，煎受过苦难，但仿佛只要能回到北京，一切都可以回来，他自己还是自己。“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这里有的看，有的听，到处是光色，到处是声音；自己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才到高亮桥西边，他坐在河岸上，落了几点热泪！”老舍笔下的北京，就是一座能莫名给人力量的古城。那么的可人，就单寻思北京那一个个街名儿，一个个城楼，都能让人精神起来。你从这些在茶馆里操着京腔儿的车夫们谈天说地诉苦喊冤中，也能分担点自己的苦处，那儿化音和含糊不清的口腔，那份豪爽那份絮叨似乎也在减化一些苦难，祥子在茶馆里也突然觉得，这些除服“他们并不是穷说，而是替他说呢，说出他与一切车夫的苦处”。可真是的，北京就是他的家，他的家人，他的依赖。北京此时此刻是那么的包容，祥子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如同一个世纪之后的我听到“北京欢迎你”似得热血沸腾，真是把北京爱得彻头彻尾，爱得欲罢不能。
然而北京城渐渐得，也随着祥子的心境，露出了腐朽的一面。自从娶了虎妞，祥子已经开始变得有些不像从前的样子了。从前的他充满了活力，自己怎么地都还是自己的，走得正行得直，虽说是个车夫，但他自己个儿有尊严，有傲气，有念想儿总有一天他能出人头地。可有了家室后，自己并不单纯是自己的了，被虎妞管制着，被人摆弄着，怎么地都不舒服不自在。那天桥上的人和事儿似乎再也给不了祥子什么快乐了。那燥热的，只属于北京的夏天，是多么得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大杂院里人们的骂骂咧咧让人听了看了都心烦。北京这个时候让人想逃，“现在他懒得往前挤，天桥的笑声里已经没了他的份儿。他躲开人群，向清静的地方走，又觉得舍不得！不，他不能离开这个热闹可爱的地方，不能离开天桥，不能离开北平。走？无路可走！”祥子也似乎听不到那杂七杂八的声音了，“立在天桥，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他也再不是能把北京爱得死去活来的祥子了，北京变了，那么大的城市再也容不下他了，吝啬地挤出了个在大杂院里的白屋子给他。“ “长安牌楼"，新华门的门楼，南海的红墙，都戴上了素冠，配着朱柱红墙，静静的在灯光下展示着故都的尊严。此时此地，令人感到北平仿佛并没有居民，直是一片琼宫玉宇，只有些老松默默的接着雪花。祥子没工夫看这些美景，一看眼前的"玉路"，他只想一步便跑到家中；那直，白，冷静的大路似乎使他的心眼中一直的看到家门。”伟大的古城现在并不能激起祥子那曾经的心潮澎湃；各种“光色”各种“声音”都暗淡无光；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车夫就这样被这座城市一点点地遗忘，抛弃。
北京是如此变幻莫测。它可以让人拥有梦想；人们想，社会多么美好，它给人机会它容纳各种阶级，它给所有人一个家。它也可以翻脸不认人；人们又想，这万恶的社会，给了人诱惑使人堕落，它抛弃了不得志的人。老舍把这样的一个北京丢给了我们，让我们审视。“到处好玩，到处热闹，到处有声有色。夏初的一阵暴热象一道神符，使这老城处处带着魔力。它不管死亡，不管祸患，不管困苦，到时候它就施展出它的力量，把百万的人心都催眠过去，作梦似的唱着它的赞美诗。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它是伟大的夏初的北平。”老舍是通过祥子的眼睛来讲述京城，就更加有穿透力。从社会的最底层往上看，是永远也望不到边攀不可及的荣华富贵，却把人“催眠”，使人真以为奋斗就有回报；从社会的最底层平行地看，最初是纯朴是真诚是骨气是患难与共，可随着生活，却是污浊是欺骗是无赖是勾心斗角。然而老舍那个年代的北京似乎到现在还是如此。它不是伦敦不是纽约不是东京，它是有了几千年的沉淀几百年的昌盛，见证了无数变革斗争，从繁荣走向衰败再从衰败走向繁荣，人去人来，人死人生。越读越让我回到了现在的北京，那摇摇欲坠的瓦片房胡同与车来车往好不热闹的西二环。那琼楼玉宇的紫禁城俨然成为了越建越高的钢筋大楼，那cctv的大裤衩，那奥运的鸟巢。这里有机会，有梦想，可就是容不下你的机会你的梦想。这里欢迎各国友人，容得下多少各国运动员教练官员工作人员，就是容不下建筑鸟巢建设北京的农民工。

当梦想照进现实

子君是这样的一个女性：嚷嚷着自己是自己的，对于自身的权利看得如此重要，对于自由看得如此重要，一副西方女权主义的样子和神情 ，“大无畏”得与涓生热恋着，比男性还“透彻”。她的名字就出卖了她的性格，子君，让人联想到男孩子的帅朗和智慧，加上她还不擅长做菜，并且固执地把金银细软都卖了去，更加颠覆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行为和特征。子君自己或许是没有意识到她的不一样，因为在涓生谈及那些家庭专制，男女平等的西方名词时，子君竟有些不好意思，但总归她是乐意听得，乐意去接受的。她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着实让人看到了未来的“曙光”，那些梦想似乎马上就要成为现实，就因为子君的存在。我仿佛也感觉到了这个活生生的人物，模糊却很明朗得像是Elizabeth Cady Stanton, Abigail Adams, 甚至还有Hillary Clinton, 或许还有现在生活中自己的影子，那些个巾帼不让须眉，那些个Girl Power.
然而当现实照进梦想，当子君过起了生活，鲁迅说，便是“无路可走”（《娜拉走后怎样》）的时候了，是梦醒了的时候了。就是这么个充满激情充满希望充满生命力和无限潜质的女人，她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吃饭中了”。那些什么大无畏什么透彻什么自己是自己的，仿佛通通就着高粱消化，被过活的琐碎所掩埋。中国传统女性的形象无法抗拒般得又呈现在眼前：那木讷的神情，那苦涩的笑容。在这种连饭都吃不饱的社会下，那些颠覆那些梦想和希望又作何用。就如同那好不容易划着得一根小火柴，霎那间似乎整个世界都要被照亮，却被周围的大风所瞬间吹灭，一切又都恢复了以往的黑暗。鲁迅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也说，梦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只得走，堕落，或者原地踏步。子君就是这样，后来便堕落了，堕落，然后就到了“路的尽头……连墓碑都没有的坟墓”。似乎问题出在这小两口瘪涩得钱包上，似乎问题出在整个社会的经济体系上。然而，我以为，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是如此辨别的。经济是建立在家庭，或者亲权的基础上的；如果亲权没有彻底得改变，那经济改革就无从提起。又然而，经济的变革和自由又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人，人，中国人，每个人，才是应该彻底得改变。这是比让大家都富起来更加迫切的事情，比单纯得把社会体系资本主义化更加复杂的革命。这革命就是那根鞭策中国人的大鞭子，可这复杂的革命究竟具体在何时何地，鲁迅就迷茫了，就不敢轻易“做将来的梦”了。
所以，我又以为，因为鲁迅是如此一个识国家命运为己任的人，他的《伤逝》似乎是讲述涓生与子君两人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但实质是鲁迅和中国之间的爱情故事。在几近尾声，鲁迅写道“我活着，我总得向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鲁迅曾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像涓生眼中的子君一样，然而中国也随着子君一起，朝着没有墓碑的坟墓堕落下去；鲁迅也和涓生一样，活着，也要去找活路，可眼前的路是如此迷茫和“虚空”，鲁迅能做的就是遗忘中国失败的过去和历史，把中国的历史“葬在遗忘中”，朝着新的路跨出去。这是所有中国人对于未来梦想的破损，不单纯是一个爱人的失去，或者对于爱情的失望。或许每个人都是涓生，心中的那个子君都曾存在过，也同样死去过；这是每个人的伤逝，梦想对照现实的伤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