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读鲁迅

鲁迅着实把文字变为利剑，刺入中国儒家典故，刺入中国几千年引以为豪的品德，刺入麻木不仁的中国人。他虽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也因刺醒了“铁屋子”里的同伴而成为一个标志，一个希望。那时的中国，落败而又不觉，应了那句“好死不如赖活着”。不管是在怎样的活着，是倍受屈辱任人践踏得活着还是趾高气扬肆意践踏别人得活着，那时的老百姓似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思考人生，去反思作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意义何在，或是去“进化”生命。更多人为了活着，为了生存，把自己的人格人性一再的缩小，就如同鲁迅的作品里为了救孩子而不惜买人血馒头的老栓，亦或是那些酒醉似喝彩的中国人。可怜也可恨。那个年代的人或事总是无以名状地撕扯着人心。鲁迅更是成功地把那个年代呈现在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面前，而更为不安的是，我们竟也在仁义道德里看到了吃人，我们竟也仍在前景一片美好中看到了劣根。
先说鲁迅无时不刻都在提的新旧思想。何以为旧，鲁迅认为，表面上是那些中医迷信，没有科学根据的任何引以为国粹的技术，而实质上是那些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像病毒一样，比痨病腐身体般更快得腐蚀着大脑。中国人又要救治生理的疾病—为了活命，又要革新自己的精神—为了进化民族。那么在鲁迅眼力，只有推广了文艺，升华了思想，才能有机会拯救身体的疾苦。这也是苏格拉底普拉图亚里士多德所深信不疑的—身体和思想的全然决裂。在《父亲的病》中，这个所谓的名医似乎并不以医好病人为目的，却俨然呈现出一副《狂人日记》里那些吃人的人。昂贵的收费，离奇的药方，更甚至，本是行医者，却满口理所应当的迷信。那位陈莲河医生医不好父亲就说这是“前世的事”。而就是这样的行中医者却被捧为名医，到处坑蒙拐骗祸害百姓。鲁迅便指出，这就是悲哀的地方，并不是中医的荒谬，而是所有人把荒谬视为真理般坚信不疑。不过这种愚昧这种麻木是在乱世中结出的果实。如果那人血馒头真能治好痨病，便是以命换命；如果吃人内脏真能壮胆，便更是毛骨悚然人性全无。可为了活命，老栓和当时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对这样的事情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致死不松手。所以鲁迅认识到，“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而何以为新，不难发现，鲁迅把西方比作新，无论医学还是哲学。要改变的不光是医学的技术，还有落后医术带来的落后思想。既然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发现日本“翻译和研究心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藤野先生》），那么为何日本可以藐视践踏本是同根生的中国？那便是国人还没有意识到革新的重要性，还没有能力产生这种意识。
后说鲁迅对于如何拯救国人的计划。国家国家，由一个个小家组成，一个简单的家庭的结构是一个社会大家的缩影。先不提鲁迅是如何把男性的角色无限放大把女性角色无限缩小 （我想那时候鲁迅还无暇顾及他所崇拜的西方文化中发展已久的女权运动，便只作文《我们怎样做父亲》而不是《我们怎样做家长》）。简单概括鲁迅的意思，便是我们不应无限扩大作为“老子”的权威和地位，而应解放子女，把父子由附属关系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影射到一个国家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应该被父辈的旧思想所束缚，应该自由得追求，“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我们怎样做父亲》）。

那么究竟那是间铁屋子还是间纸屋子而被人想象成铁屋子呢。从鲁迅到现在，我还是不能清楚得看到我们究竟走没走出那间屋子。因为在光鲜的背后，总有黑暗的地方；如果你仔细聆听，总有人在无声地呐喊。那声音不处不在，甚至比鲁迅还要来得凶猛还要直白。
重读鲁迅，脱掉了初中时期稚气和被教唆，也突然明白为何从小到大我们要打倒封建迷信，为何在文革时期父母辈为孔子取名为孔老二。然而令人倍感无奈的是，现在的西方社会无不把中国要打到封建迷信称为宗教镇压。这情景，就像是西方世界指着鲁迅的鼻子说，你破坏人权你毫无人道主义精神。
这两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释然的。